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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喜剧》解说文案_从《低俗喜剧》看男性与女性

作者:吾爱影人

中国香港喜剧电影《低俗喜剧》,于2012年上映,由彭浩翔导演,彭浩翔
林超荣
编剧,影片讲述了电影监制杜惠彰,在电影圈混了多年仍是寂寂无名,“捞极唔掂”的他莫讲话要有资金开拍新片,甚至连付给大律师前妻的赡养费都要一拖再拖。
前妻鄙视他,但难得乖女仍当他是偶像,更说希望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接受访问。
为了达成女儿愿望,杜惠彰势要开拍新戏来个谷底反弹!  经好友雷永成介绍下,杜惠彰结识内地投资人暴龙,他是广西黑社会老大,最爱吃野味及有另类性癖好。
杜与雷为了得到开拍新电影的机会,为电影作出最终极最壮烈牺牲……最后他们得到暴龙的鼎力投资,但暴龙指定找其儿时偶像邵音音,复出重拍经典春宫片,更命名为《官人我又要》。
  杜惠彰排除万难邀得邵音音复出,以及因拍摄3D三级片而患上“人体爆炸恐惧症”的叶山豪担任男主角,更有出名口技了得的“爆炸嘴”?模徐家欣瞓身演出。
可惜导演黑仔达死性不改,例牌临时改剧本,不但令制作严重超支,更令谈好了的安全套赞助见财化水!  所谓祸不单行,此时暴龙提出一个无理要求、杜被助理Quin告他性骚扰、叶山豪“人体爆炸恐惧症”复发辞演、杜又因拖欠赡养费而被前妻禁止见女儿……几经辛苦把电影拍成,却因暴龙不满而下令烧片,杜面对如此严峻兼疯癫的形势,究竟如何收拾?而他到底又会为电影作出如何壮烈的牺牲呢……。

提起彭浩翔,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喜剧”。
的确,自处女作令人爆笑的《买凶拍人》之后,《大丈夫》、《青春梦工厂》、《破事》、《志明与春娇》等等都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喜剧经典。
但是事实上,自《大丈夫》之后,彭浩翔似乎就做出了不少对于类型改变的尝试。
《公主复仇记》虽然还留有些许喜剧元素,但是已经不能算是一部典型的喜剧片了。
06年的《伊莎贝拉》则可以视为彭浩翔“转型”的代表作。
这部影片同样继承着《公主复仇记》的一些特征——掺杂着些许喜剧元素的剧情片。
之后的《出埃及记》则将这些喜剧元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去除。
而《维多利亚一号》更是从去喜剧化的角度上越行越远。
似乎不少人都认为《低俗喜剧》是对彭氏喜剧的回归。
但彭浩翔虽然会拍不少其他类型的电影,但喜剧片始终是他的创作主线。
而在这条创作主线的深层,则潜藏着一条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而《低俗喜剧》也不意外地延续了这一道路。
本文将以《买凶拍人》作为《低俗喜剧》的互文参照,以期能在这种两性关系中看出一二。
同许多导演一样,彭浩翔也喜欢把目光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彭浩翔则更在意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
在彭浩翔的电影里面,几乎永远都会有男人和女人间的暧昧关系存在。
同时,在彭浩翔的电影中,女人的角色往往被“一分为二”。
一方面,女人似乎成为了男人的“压迫者”——比如《买凶拍人》中,Bart被马太太和岳母施压;另一方面,女人也成为了这些在能力/道德上存在缺陷的男人找回自我(或者说,回到体制话语)的母体——比如《买凶拍人》中,Bart的老婆和美智子成为了Bart和阿全找到回归主流体制话语的纽带。
这种“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与福柯的“权力”与“肉体”的关系极为相似。
“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策略”、“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种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
①在这种意义上,男人与女人似乎成了相互抗争又相互联系的矛盾体。
《低俗喜剧》中同样存在着这种典型关系。
杜惠彰作为一个香港三级片的监制,在电影圈内混得低迷,甚至连女儿的赡养费也给不了前妻,因此被前妻大为鄙视,甚至不允许其见女儿。
但是作为演员的徐佳欣却给了杜极大的鼓励和支持,甚至在杜昏迷的时候用“爆炸嘴”来“呼唤”杜,并最终帮助杜苏醒。
另外一个女性——至少从生物学角度讲是这样的——也就是杜的女儿在杜事业低迷的时候仍然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这也成为了杜振作并忍辱负重地完成影片的主要心理支撑。
可以说,彭浩翔的电影中,在既存的社会话语中(或者说是从既存的女性社会话语中),男性能力总是处于一种匮乏状态,无论是《买凶拍人》中马太太对Bart能力的质疑,还是《出埃及记》中詹建业的岳母不满其在警局始终不能升职的事实,抑或是这部《低俗喜剧》中前妻数落杜惠彰在两人认识的二十多年里的一无是处。
换句话说,这种男性力比多的缺失事实上既是女性话语赋予的,同时也成为了被女性诟病的症结。
毕竟,Bart杀人时摄影好坏并不会影响对手的被杀,詹建业从自己做人的原则出发没有升职也不会影响他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杜惠彰做监制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盈利甚少也不会影响到他对于事业的追求。
有意思的是,这种“阉割”力量来自于女性话语,而这种结构性创伤重新治愈的力量也恰好来自于女性。
《买凶拍人》中对于Bart能力产生质疑的马太太和岳母或者腰缠万贯,或者地位高于Bart;而《低俗喜剧》中杜惠彰面对的能力挑战主要来自于那个事业上颇有建树的前妻。
当然,暴龙也给了杜很大的压力,但是更多地可以看作是对于杜拍摄影片的附加条件,是在物质层面的苛刻要求;而前妻的挑战则是对于杜精神层面的挑战,是一种终极挑战。
简而言之,这些来自于女性的质疑,其话语权往往高于男性。
但是在面对这种女性质疑时,两部片子中男性采取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买凶拍人》中,面对马太太的要求,Bart只能找到一位可以帮他在杀人时候拍下过程的拍档;面对岳母的要求,Bart只能用大麻暂时规避险情。
而《低俗喜剧》中杜惠彰在面对前妻的质疑时起初只是隐忍,而在女儿误以为其坐牢之后,杜终于反抗了前妻的要求——虽然只是在电话留言完成的,但是也比《买凶拍人》来得强烈得多。
这一反抗的仪式既是来自于另一位女性——女儿——的支持,也可以理解成女儿成为了杜完成自我救赎的根源。
这一变化,似乎可以看出彭浩翔对于家庭回归力量的认可。
此外,两部影片同样都以拍摄影片作为故事线索。
并且,两部戏中戏的女主角也都成为了片中男性回归社会话语的母体。
《买凶拍人》中戏中戏的女主角的美智子与导演阿全的恋情,成为了阿全从为Bart拍摄杀人影片回到拍摄正常的电影并获得大奖的天桥;《低俗喜剧》中作为监制的杜和戏中戏的女主角徐佳欣的恋情则成为了杜终于完成了一系列成功三级片的潜在因素。
这种导演与演员的关系延伸到了现实层面。
彭浩翔一向喜欢讲这种荒谬世界的荒谬故事,而这种戏中戏的关系似乎也成为了彭浩翔世界观的一种映射。
在彭浩翔的电影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非常微妙,不是我这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能更多的分析是从类型片的角度来谈个中的关系,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低俗喜剧》以及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我看来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角度。
[1]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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